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当大学不再只是“给答案”——从三个维度看广州美术学院的一场教学改革》的报道。
学生走进大学，最关心的还是“老师要什么”“怎样拿高分”；课堂上，教师讲得投入，学生习惯低头；专业越分越细，走出校门后，却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写文章、画图、检索知识、生成方案，一些课堂仍在把掌握知识、记住答案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
这些并不只是艺术院校遇到的问题。
有人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大学高中化”——换了校园，换了课程，学习却依旧围着标准答案、绩点和评价转。
2024年9月，广州美术学院开始了一场力度空前的本科教学改革：打破一年级原有专业边界，约1800名新生共同进入“大通识”课程体系。
看起来，变化首先发生在课程表上，而多位参与改革的教师谈到的却是三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知识获得越来越容易，大学应该教什么？当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独自面对屏幕和竞争，应该怎样学习？当真实世界的问题早已跨越学科边界，大学内部传统的专业和院系分野应如何融合教学？
从知识逻辑到问题逻辑：
AI时代，大学要教什么？
“如果AI已经能够给出答案，学校还只是教答案，意义在哪里？”这是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技术能够告诉人“能做什么”，教育更需要帮助学生回答“为什么做”“该不该做”“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广美的教学改革没有从“再增加一些知识”入手，而是重新组织知识。
新生进入学校后不是马上进入专业课学习，而是学习“6+2”系列通识课程。第一门课《启智与开新》的第一讲由范勃亲自授课，没有先教技法，而是提出四个问题：学院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我将何为？此后，学生陆续进入文图结合的《知识与图像》以及《造物与创格》《数字与体验》《空间与场域》《方法与实践》等不同课程，把过去过早收窄的视野重新打开。范勃希望学生先形成“思想—观念—方法—实践”的完整链条，再进入专业训练。
艺术生进入大学前通常经历高强度专业集训，技术动作越来越熟练，也容易形成一套流水线式的学习方式：知道怎样完成任务、怎样取得更好的分数，却未必习惯追问“我为什么做这件事”。进入大学后，过细的专业划分又可能迅速把他们限定下来。“他都还没有真正接受专业训练，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学绘画的、学雕塑的、学建筑的。”范勃担心，过早确定的专业身份，有时反而把学生的视野“钳住”。
教师陈丹的一次作业，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具体。
她让学生选择一种与自己有联系的食物，通过它讲述自己的经历。原以为会看到许多带着个人经验的回答，交上来的作业却大多把食物的来源、历史、知识介绍得十分完整，真正写到自己与食物之间的感情时，却寥寥数笔。
陈丹后来意识到，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学生有没有使用AI，而是本应出现在作业里的那个“我”不见了。学生已经习惯揣摩“老师要什么”，然后交出一份信息完备、格式正确、符合要求的答案。
如何让“大通识”与后续专业教育真正接上，而不是通识学完、专业教育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广州美术学院教务部部长涂渊介绍，通识教育课程包含的“6+2”体系——除了6门核心通识课程，还给学生提供数十门交叉性、前沿性选修课程，并在一年级最后设置专业先导课。学生经过一年的共同学习和自由探索后，再进入二级学院，与具体专业建立“接口”。
“经过这一年，他会更清楚自己未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作为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叙事性绘画实验班负责人，林锋认为，主题创作更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过去专业往往成为学生入学时已经确定的“身份”，现在则希望专业成为学生了解不同领域之后做出的选择。
这也意味着，广美改革并不是削弱专业。学生进入绘画艺术学院后，仍要接受绘画材料、造型语言等严格的专业训练，但一年级形成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观察开始进入后续创作。
《方法与实践》课程像是给学生“打开了一扇窗”。该课程责任教授陈晓阳说，过去学生从考前班进入大学，很容易停留在“看到一个东西，把它画得像”；现在一些学生会进入村落、工业园区、社区甚至街边小店，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创作对象，与普通人交谈，再将这些经验带回画面。“他们开始对社会有思考，作品想表达的东西也会更深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知识逻辑走向问题逻辑，并非不要知识和技法，而是改变知识和技法被调用的方式——从“老师教过什么”，逐渐走向“学生面对问题时能够调用什么”。
从个体学习到协作学习：
进入真实世界，学习如何与别人一起做一件事
另一堵墙，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近年的大学课堂里，“安静”并不少见。比“目标过早确定”更让教师担忧的，是人与人的联系正在减少。老师面对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讲课，台下却很少有人抬头。一位教师甚至这样形容，一些学生上了一年学，可能还叫不出多少老师和同学的名字。
陈晓阳尝试把学生从这种状态里“推”出去。
约1800名一年级学生被分成小组，进入珠三角的社区、乡村、市场等社会一线。这里没有一张已经写好答案的试卷。他们需要观察、采访、讨论，需要一起决定到底看什么、问什么，再把各自看到的东西整合起来。
陈晓阳长期从事艺术与人类学交叉实践。在她看来，今天不少年轻人拥有大量知识和信息，却缺少体验社会的真实经历。这门课，强调“重新学习看”。
不只是看一个村庄的建筑和色彩，还要理解它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空间；不只是拍摄一群跳广场舞的人，还要进入他们的生活，理解一种活动如何形成关系；不只是看到一个市场，还要看到市场背后的人。
授课教师段志鹏带着一组学生研究广场舞。第一次接触调研对象时，学生十分生涩。经过多轮访谈，她们甚至能跟着舞队一起跳，身体真正进入了自己所研究的生活。
段志鹏更多时候站在一旁观察，看学生怎样提问，怎样和陌生人建立关系。这种改变也发生在作业逻辑上。
开课时，一些学生会着急问：“最后作业是什么？怎么做才能拿高分？”
陈晓阳和教师团队一直到课程进行数周后才明确最终作业。因为一旦过早告诉学生要交什么，他们很可能迅速回到最熟悉的应试方式，只寻找“对作业有用”的材料。
老师希望他们先去看、去听、去和真实的人相处。学生必须学习的，不只是调研方法，还有倾听、表达、协商、分工以及面对分歧。
一些变化慢慢出现。
课堂展示时，学生开始争着表达；讲座结束后，主动举手提问的人多了；一些原先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的学生，可以一次次进入社区和人群。
学校学生工作部部长孙凯军说，过去新生入校后，“选错专业”“专业是父母替我选的”“不想学这个、想去另一个专业”等困惑，是辅导员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现在学生先经历共同的通识教育，有时间重新认识自己的兴趣，也保留重新选择专业的空间，类似困扰明显减少。
更让孙凯军感受明显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在他看来，大量线下活动、小组合作和真实交往，让学生重新与同伴、教师和社会发生联系。
广州美术学院2026年毕业展第三期。新华网发（学校供图）从封闭体系到开放教学：
学生要跨界，教师也在适应改革
如果说前两个转变更多发生在学生身上，第三个转变则要求大学改变自己。
传统大学依托院系和专业组织教学，有稳定的课程、师资和评价制度。这套制度保证了专业深度，也容易形成一道道边界：绘画的老师教绘画，建筑的老师教建筑，每个人熟悉自己的领域，跨院系合作反而意味着额外成本。
当广美决定让约1800名学生共同上一门跨学科课程后，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现：谁负责课程？几十名教师共同备课，工作量怎么算？过去围绕院系和班级设计的课酬标准，如何适应新情况？
改革只能继续深化。
学校设置“责任教授”，统筹课程设计和教师团队；不同院系教师组成的课程教学团队集中“磨课”；参与复杂通识课程的教学工作量、课酬和绩效办法也随之调整。
《方法与实践》课最初就遇到一个现实难题。
约1800名学生，如果一个田野小组控制在30人左右，就需要几十名能够带队的教师，而学校真正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训练经验的教师只是少数。
陈晓阳和团队没有因此缩小课程，而是决定先培训教师。
学校从各院系寻找愿意参与的老师，再邀请项飙、刘志伟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参与教师培训。来自绘画、雕塑、建筑、设计等不同专业的教师，因此被重新组织到一个教学项目中。
教师开始与学生一起学习。
有参与者发现，这场原本面向学生的通识改革，也为中青年教师提供了重新获取知识、更新方法的机会。“对老师和学生，其实是一个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过程。”陈晓阳说。
学校在统一核心课程之外设置大量交叉选修课，又用专业先导课把一年级通识教育与二级学院专业教育衔接起来。一头是全校共享的通识资源，一头仍然保留各学院的专业优势。课程由此不再完全按照行政院系垂直排列，而出现越来越多横向连接。
广美把这种组织方式概括为“小机构、大网络”——通识教育中心本身人员不多，却可调动全校教师资源，同时把校外学者、科技专家和社会资源带进课堂。
通识教育之后，专业学院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课程。一些高年级课程把学生带进古村、社区、工业园区进行在地创作，绘画不再只是在画室里完成作品，而需要与具体的人、历史和现实建立联系，通识教育由此延展到后续的专业教学中。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最终能否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
虽然首届经历通识课程的学生尚未毕业，但改革之风已让学校在招生、就业端发生变化。据介绍，2024年学校就业率一度下降到82%左右，2025年回升到约86%，2026年达到91.9%，为近几年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在全国艺术类生源总体承压的背景下，广美招生仍保持较强吸引力。
当知识获得越来越容易，大学真正稀缺的，也许是帮助年轻人形成自己的视野和判断——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也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能够使用新的工具，更能够决定工具应该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这也或许正是广州美术学院这场改革的目的所在股票配资利息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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